揭秘：邓小平眼中的自己

在邓小平的视角中，他如何看待自己？他又是如何对自己进行评价的？由于邓小平并未撰写完整的自传，这或许是因为他本人并不倾向于此类做法，“我并不热衷于谈论个人经历。尽管我投身革命多年，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绝不敢自诩非凡”。邓小平对自己的认知和评价，零散地体现在他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对话、论说和著作之中。

“让历史去评价吧”

邓小平先生对其个人经历进行了详尽而丰富的阐述，这番话是在1984年3月25日，他在会晤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所作的表述。

提及我的个人历程，您在毛主席纪念堂展览室中所见的那张包含我的影像，实为在巴黎所摄，彼时年仅十九。自十八岁踏入革命行列，我心中所怀，唯有将革命事业推进到底，未曾有过其他想法，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自不待言。1927年，我自苏联归来，年底便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当时年仅二十三岁，论能力、知识，都算不得深厚，但亦能勉力为之。二十五岁那年，我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并创立了红七军。自那以后，我便投身军事领域，直至解放战争落下帷幕。新中国成立后，您对我情况应当有所了解，我曾担任过重要职务，也曾历经磨难，身处“牛棚”之中。

凭借着乐观主义。正因如此，如今我的身体状况尚可。若日日忧愁，又怎能度过时光？自“四人帮”被粉碎后，我重返工作岗位，至今已有七年。我相信自己未曾犯下重大错误。然而，究竟如何，就交由历史来评判吧！

在这个岁数，邓小平迎来了他的八十华诞。对于自己八十年的人生历程，他仅以寥寥数语便概括得淋漓尽致。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全情投入革命事业，毫无旁骛，一心一意追求革命的成功，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同，以及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与信念的不断强化。在第三次复出之际，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一为追求官位，一为投身实际。我想，既身为共产党人，自当如此。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便不可沉溺于官场，不可心怀私欲，更无他途可选。唯有诚心诚意地履行党员的职责，遵循党的指示。

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部分人发表了过激言论。面对这些情况，邓小平以宽广的胸怀回应道：此事无足挂齿，我历来对此不以为意，偶尔说些违心之言，亦是人之常情，值得理解与宽容。希望这些同志能够卸下心理负担，无需对此事耿耿于怀。请将此事抛诸脑后，切勿再萦绕心头。

邓小平，一位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卸任之际，向中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退休的方式，力求越简单越好。我曾不止一次地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不应仅仅依赖于个别领导人的威望，这种状况实属异常。再者，利用退休之机进行过度的颂扬，亦无实际益处。退休的程序需简化，即便是身后之事，亦应从简。

“我同列宁不能比”

邓小平在1977年第三次复出直至1997年逝世这一时期对自己相对比较完整的评述，是1989年5月16日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的一段话：我的一生，台湾问题成了唯一牵挂，恐怕难以等到解决的那一天。在对外关系领域，我所成就的包括：调整了与日本、美国及苏联的关系，并已确认收回香港，与英国达成了相关协议。这是我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在国内事务方面，我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明确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核心，推行了改革开放，并坚守了四项基本原则。

1980年6月19日，邓小平在会晤西萨摩亚总理图普奥拉·埃菲时，面对对方的赞誉，他以谦逊的态度回应道：

我乃凡夫俗子一枚。之所以略有名气，乃因历经数次劫难，人生跌宕起伏，曾三次遭遇挫折，跌入低谷，然并无其他特别之处，实无显著成就可言。

1990年3月3日的午后，邓小平同志会见了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此次会见，是邓小平与哈默博士间的第八次聚会。哈默博士作为首位与列宁会面的美国人，在列宁逝世之后，他亦与苏联的继任者们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交流。据哈默博士回忆，在两人初次见面之际，“邓小平同志通过翻译与我进行了深入交谈，他渴望了解我同列宁的每一次会晤细节，以及我对列宁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看法。邓小平同志思维敏捷，智慧非凡”。

历经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数十年的交往，美国商人哈默对苏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情形了如指掌。因此，在1990年3月3日与邓小平的第八次会面中，他顺理成章地提出，正如列宁当年所处的时代，中国同样迫切需要更多商人的参与。列宁挽救了苏联，邓小平主席则拯救了我国。面对这样的赞誉，邓小平谦虚地回应道：“我与列宁相比，实在难以望其项背，列宁的形象高不可及。”

“勿过分强调自我”

1985年10月23日，面对美国《时代》杂志海外版编辑普拉格的提问——“假若您离世，您希望民众如何追忆您？”邓小平回应道：

我始终不主张过分强调个人。我所为之努力的一切，不过是承载了广大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心声。党内的政策，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岁月，我亦曾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对于那些历史时期的错误，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世上无完人。

1983年4月29日的上午，邓小平会见了由南布迪里巴德率领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在交流中，客人对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及确立正确路线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邓小平谦逊地答道：“固然，个人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这一作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坚实的基础，而这基础正是源于广大党员、干部以及群众的需求和心声。”

随后，他屡次重申：“九年来的成就，不能全部归功于我个人，我只能是集体中的一员。过度强调个人作用并无益处。”“我始终坚持，不宜过分推崇个人贡献，此举充满风险，难以持久。若将国家或党的稳固基石建立在个别领导人的声望之上，这样的依赖是脆弱的，极有可能导致问题丛生。”

邓小平坦率地正视自己的短处与所犯的错误。他坦言，“长者自有其独到之处，经验丰富，然而随着年龄的推移，活力终究是有所不足。说实话，老一辈的知识面也有限，科学领域我了解的并不多”。“我自问，多年来虽有所成就，却也犯下了一些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确实存在过失，如‘大跃进’事件，虽然我不是主要推动者，但我未曾表示反对，这也意味着我对这一错误有所责任。”邓小平以坦荡之心、勇于担当的精神表示：“近期，东北有人反映，有个案件是我以前批示的，我明确表示，不论是我批示的，还是他人批示的，只要不妥，均可予以推翻。”

邓小平满怀信心地展望中国的未来，坚定地表示：“即便我不再从事具体工作，不再参与日常事务，中国的现行政策仍将稳健前行。”明确回应了外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疑虑：即便邓某人已离去，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依然在轨。实际上，我国现行政策并非由我一人独断，而是获得了全国绝大多数民众及广大干部的普遍拥护。干部与民众共同呼吁深化改革。中国的发展前景取决于新一届领导团队的智慧。过去十年取得的成就，是集体的努力成果。我个人有所贡献，但并非所有成果都出自我的创意。实际上，许多创新源于他人和民众的智慧，我仅仅是将这些创意归纳总结，并形成了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