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石人车站惊变：国民党六十军为何一夜易帜？

于军官轮训队中，众多军官虽对国民党之腐败有所认同，然鉴于其掌握全国政权及百万正规军，加之美国之支持，他们普遍对共产党战胜国民党持怀疑态度。在讨论过程中，往往引发激烈的争执。当有共产党干部在场时，言辞尚能保持相对温和；然而，一旦争论在内部圈子中展开，情绪便会迅速升级，有时甚至演变为激烈的对抗。个别军官甚至放言，意图对学习态度积极的同志采取极端行动。

1946年10月20日，国民党军集结8个师的兵力，共计10余万人，采取三路并进的战术，对南满解放区发起了猛烈进攻。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严峻形势，东北民主联军审时度势，作出决策，将尚未完成改造的民主同盟军第一军撤离至北满解放区。

在接到转移的指令后，部分军官在新的战场局势下，开始反思先前起义决策的合理性。军直属混成团刘团长的撤退动员便颇具代表性：“国民党正对共产党发起了攻势，安东将沦为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胜败与我们无涉，我们是民主同盟军，理应撤离这一战场。”

起义部队于10月21日自安东启程，历经宽甸、桓仁等地，跋涉七日之程，最终抵达吉林辑安（今名集安）。

翌日自安东启程后不久，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便迅速占领了安东城池。与此同时，另一支国民党部队亦向吉林通化发起攻势，意图割裂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与长白山区后方的联系。而国民党第六十军亦被调遣至通化北部地区，肩负起“剿共”的重任。

10月30日，民主同盟军第一军于辑安登上了火车。其中，第一八四师乘坐的是头一列火车，而军部以及混成团则乘坐的是第二列。两列火车紧随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朝着临江的方向疾驰。当火车驶过八里沟车站时，从通化方向战场上传来的枪炮声已是清晰可辨。

国民党势如破竹，而我党却节节败退，前途堪忧，未来难以预料。

随着通化渐行渐近，枪炮声愈发响彻耳畔，将起义部队原本低迷的情绪推至深渊。

31日凌晨，首列火车抵达八道江车站时，天色已大亮。鉴于防空袭的需要，火车被停放在隧道中，部队成员纷纷下车，分散至山坡隐蔽。那时，全师的政工干部仅有寥寥数人，既无专属警卫，又缺乏通信设备，对周遭环境亦一无所知。一股不祥的预感如同阴霾，笼罩在李毅心头。趁着下车之际，李毅迅速召集各团政治处主任，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部队士气低落，抱怨之声不绝于耳。有人抱怨长白山的严寒酷雪，形容那里人死之后要用玻璃棺材盛殓，连撒尿都需要用棍子敲击，能吃上窝窝头已是莫大的幸事。”一位主任如此汇报道。

我们的团队亦然，然而营、团两级干部普遍缄默寡言。我发现，军官们一旦下车，便三两成群，四五人为一簇，仿佛在密谋着什么。我抵达现场后，他们即刻又恢复了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这显得格外异常。另一位团政治处主任也表达出同样的忧虑。

李毅眉头紧蹙，倾听完汇报后，语气坚定地表述：“关于大家所提及的情况，我也有所关注。此次北上转移，沿途均有部队进行掩护，此处位于解放区，往深处行进更是安全有保障。虽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但我们绝不能慌乱，必须保持冷静沉着。即便面临生命危险，也绝不允许擅自脱离部队。我们要全力做好团结和稳定大家情绪的工作，确保安全抵达临江。”

李毅等人的担忧有理。

策划并领导此次叛乱的，正是五个月前驻守于大石桥的第五五○团团长杨朝纶。在潘朔端部队起义之后，潘朔端派遣师部作战参谋郑竹书前往大石桥，向杨朝纶传达了随师起义的命令。同时，师参谋长马逸飞也前往处理此事。然而，此时杨朝纶已经接到上级的密令，要求他代理师长一职，因此他假借谈判之名拖延时间，意图坚守阵地等待援军，并将郑竹书拘押。鉴于谈判未能达成任何成果，东北民主联军于6月2日黄昏时分发起了攻击。经过连续两日的激战，至3日10时，第五五○团除驻守营口的第一营外，其余部队均被全歼，杨朝纶也落得个不光彩的俘虏下场。

在杨朝纶被押送至安东之际，辽东军区的首脑们便就“是否保留杨朝纶”一事征询了潘朔端的意见。潘朔端深思片刻，考虑到杨朝纶在抗战时期曾是郑祖志的得力副手，两人关系匪浅，便应允将其留下，并擢升为民主同盟军第一军第一八四师的副师长。同时，杨朝纶麾下的部分被俘将士亦被纳入起义部队之中，其中连级以上军官共有28人。就这样，一个曾梦想平步青云的杨朝纶，先是临时担任了两天国民党的师长，却又戏剧性地摇身一变，成为了共产党的副师长。

按说，共产党对他不杀、不辱、不计前嫌并委以重任，理当知恩图报，但杨朝纶不这么想。在国民党军，诱人的薪水、闪光的肩章，以及由此带来说得出口和说不出口的种种利益，在“共军”这里，别说副师长，就是军长、司令，也没有哇！更何况，眼下国民党军大军压境，“穷八路”还能蹦跶几天？杨朝纶暗自庆幸：自己与潘朔端、魏瑛不同，他们是起义的主谋，马逸飞本来就是共党分子，只能死心塌地跟共产党往死胡同里钻，毫无退路。我是战败被俘，“暂借虎穴来栖身”。既然共产党利用我，我何不韬光养晦，静观其变，待时机成熟再拉走队伍，来个戴罪立功？

杨朝纶巧妙地伪装身份，被委以军官轮训队班主任的重任。此职使他在轮训过程中得以深入了解每位军官的政治立场，暗中挑动情绪，同时招募了一众叛变的核心成员。

10月31日晨曦初露之际，趁着部队在八道江停歇并隐蔽的有利时机，杨朝纶等人便着手展开了叛变的串联与动员工作。

叛乱的筹划与指挥巧妙地避开了魏瑛的察觉。魏瑛在起义之际，曾明确向众人宣示其坚定的决心：“大家心里都清楚，我在国民党中虽算是个微不足道的军阀，但起义之后，国民党的行为对我个人和家人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将我妻子软禁，并没收了家产。至于共产党的师长职位，那是我的坚定选择！”

在那个深夜，当列车抵达石人车站之际，杨朝纶派遣至火车头上的心腹，依循杨朝纶传来的指令，强制要求火车司机“停车加水”。列车缓缓停下，司机随即被迅速捆绑，随即车厢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呼喊声：“全体下车，上山避难。”这一声令下，沉睡在车厢中的士兵们被粗暴地从梦中唤醒，拖拽着脚步，带着迷茫与睡意，跟着人群匆忙地奔向山间。

魏瑛立于师部车厢内，敏锐地捕捉到外界的喧哗声，察觉情况异常，迅速推开车门，朝着涌动的人群大声喝问：“喂，你们在做什么？”

“遵命，即刻上山集合。”人群中有人响亮地回应。

“放肆！本师长在此，尔等速速停下！”魏瑛怒气冲冲，声色俱厉。

无人注意之际，魏瑛正欲下车干预，却未料及刚踏出车外，便被数名贵州籍士兵一把拉扯住，紧接着，五把寒光闪烁的刺刀直指他的胸口：“副师长，请您随我们去田坝头！”

魏瑛猛然一惊，方才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他用力挣扎着被紧紧束缚的双手，犹如一只被困的雄狮，猛地跃起，怒吼道：“要杀便杀，我绝不屈服！”

此刻，人群中涌来了一位师部军需主任，名叫李明德。目睹师长遭受不敬，他神情震惊，声音严厉地喝斥道：“住手！那是师长。立刻松手！”

李明德高声呼喊，同时奋勇向前，试图营救自己的师长。魏瑛趁机巧妙地挣脱了那几双如同铁钳般紧握的双手，趁李明德与士兵们激烈纠缠之际，敏捷地钻进了车厢的底部。

魏瑛攀至车厢的另一端，心中暗自庆幸终于脱离了险境。然而，就在他放松警惕之际，一只手突然抓住他的衣衫，令他再次惊慌失措。正当他欲挣扎反抗，只听那人道：“魏师长，是我。”语气轻柔，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定。

李毅，定睛一看。

“杨朝纶企图叛逃，险些将我绑架，部队陷入混乱。你能否想出对策？”

“身为师长，你的指挥当为全师的行动指南。”李毅如此提醒道。

哎呀，杨朝纶竟敢擅自传达我的指令，这不正反映出我仍有足够的权威吗？魏瑛立刻唤来贴身警卫进行“护航”，对着人群高声呼喊：“我是师长！请大家保持原地不动，全部上车辆待命。”

然而，响应者寥寥，人群依旧络绎不绝地向山上涌动。在车站那微弱的灯光下，魏瑛瞥见师部警卫连的秦连长，他背着一个小白布包，也混迹于人群中。魏瑛于是连声呼喊。但对方似乎并未理会，魏瑛愤然跳起，大声斥骂：“你这个浑蛋，竟敢白白享用解放区老乡的恩惠！你尽管逃，总有一天，我会将你绳之以法！”

随后，魏瑛命司号兵接连吹响号角三次，这才将队伍尾部滞留的人员逐一召集回来。

在这场不幸的夜晚，所有见证者心中都铭刻着鲜明的记忆。

师通信连司务长吴兴芳回忆道，那一夜火车骤然停下，沉睡中的官兵们被车厢外的人群唤醒。他们顾不上收拾行囊，便在呼喊声中匆忙踏上火车。站台上的军官们不断催促：“快跑，往北，千万不要掉队！”

“大家别再争执了，现在吴兴芳官职最高，我们听他的。”士兵们纷纷表示赞同。

吴兴芳婉拒不得，稍作思量后，他果断提议：“那我就去找官职更高的师长和李主任吧！”众人纷纷表示赞同，随后便跟随吴兴芳一同转身，踏上了回程之路。

魏瑛一到车站，便毫不留情地斥责道：“杨朝纶已叛变，你们为何还跟在他身后？”

吴兴芳心中满是委屈。幸而李毅在一旁温柔地安慰她：“归来便是英勇的同志，归来便是英勇的同志！”

杨朝纶策划的叛乱中，仍有部分官兵坚守岗位，不愿随波逐流。那是一个深夜，火车抵达石人车站，忽然传来“全体下车集合”的命令。正当有人准备下车一探究竟时，团长梅鑫一声断喝：“严禁移动！”于是，第五五一团的警卫排便全员留在了车上。

潘朔端、马逸飞、魏瑛等人全然不知情，郑祖志则属于另一类别；至于梅鑫，他事前有所察觉，却秉持“各走各的路，互不干涉”的原则，既不强求他人，亦不存恶意。

遭受欺骗与绑架的政工干部中，部分人察觉到事态严重，便悄无声息地逃离了部队，藏匿起来；而另一些负责监视与押送任务的士兵，因不忍心对同伴下手，私下将他们释放。在天亮之前，这些人陆续回到了车站。第一八四师在石人车站停留了整整两天，随后才继续乘坐火车前往临江。全师的人员数量经过缩减，仅剩两个连。据史料记载，在石人车站，第一八四师在副师长杨朝纶的带领下，共有1300人选择了叛变。

杨朝纶率领部队撤离后，部署了由三十余人组成的督战队，手持机枪，负责驱散那些受骗或被裹挟而来的官兵。他自认为计划无懈可击，坚信此行必能圆满成功，却未曾料到，解放区的村民们并不真心愿意为他指引方向。在连续四天的时间里，他们被困在方圆三十公里的山沟中，反复转圈，无法前行。

叛逃的部队踏入柳河县领土，遭遇了该县大队的顽强抵抗，继而深陷于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七师的部分力量以及辽东军区独立第二师第五团的严密包围之中。经过一番军事打击与政治劝降，叛军迅速土崩瓦解。放下武器的叛军士兵随后被吸纳进独立第二师等老牌部队。

在石人车站，杨朝纶密谋策动部队叛变之际，军部和混成团所乘的第二列火车因火车头动力匮乏，未能成功爬坡，无奈地停滞在了老岭的山脚下。辽东军区闻讯后，即刻通过急电联系了列车上的徐文烈、潘朔端、郑祖志、马逸飞等人，命令他们火速驾驶火车头返回辑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预防类似叛变的再次发生。

夜幕低垂，潘朔端紧追不舍，郑祖志终于坦白道来：杨朝纶曾事先与他沟通，他未曾加以阻止，亦未向他人汇报。

搭乘第二列车队的军部特务连班长李某亦予以证实，该列车于老岭路段停靠时，有部分军官趁机发动叛乱，意图返回寻找曾军长。至于策划叛乱的阴谋，郑祖志副军长早已有所耳闻。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当年对旧军队的改造历程颇为艰巨。根据民主同盟军第一军政治部于1946年10月6日发布的统计分析显示，在中下级军官群体中，“进步分子”的比例仅为15.6%，而“落后分子”则高达32.6%。因此，在撤离安东之际，军政治部不得不下达指令，要求“每团必须争取一位营长，每营争取一位连长，每连争取一位排长”。

部分高级将领的觉悟确实堪忧。副军长郑祖志在叛变事件发生后所进行的坦白，并非是对党的忠诚与坦荡胸怀的体现。经过一番批评教育，他在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坦陈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曾有过带领队伍叛变的念头，以至于“一日数变，时而圣贤，时而禽兽”。鉴于郑祖志是主动交代，辽东军区对他未予以处分。在起义部队开赴前线之际，他被暂时留在了后方。

为确保不再出现叛乱，辽东军区的首长们在充分听取起义将领的建议之后，毅然决定对第二列火车上的部分武装装备进行收缴，并特地派遣警卫部队伴随列车进行全程护卫。

为确保该部队的稳定，一方面，我们对政治上存在问题的数名团、营级军官进行了调整，另一方面，地方党政军领导精心策划了一场热烈的慰问活动。各界群众纷纷集会，以隆重的仪式表达欢迎；吉林军区文工团前来慰问演出，并慷慨地为起义的官兵们发放了崭新的棉衣和棉被；附近的村民们不辞辛劳，从四面八方赶来，用爬犁运送各式慰问物资，包括白面、粉条、烧酒，以及猪肉、牛肉、狗肉，甚至还有官兵们平日里难以想象的鹿、狗熊、狍子、野猪等猎物。

在这风雪交加的北国，远离了热带和亚热带故乡的云南人，意外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一连多日，他们尽情享受着丰盛的宴席，顿顿饱食，山珍海味一应俱全。自打娘胎里出来，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热烈的场景，以至于几十年后，有人仍不停地伸出大拇指，由衷地赞叹：“真热情！气氛十足！真够意思！”

起义部队士气一度陷入低谷，但在热烈的慰问活动中，士气得到了基本稳定。然而，共产党的将领们仍旧沉浸在冷静的反思之中。在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兼中共吉林省委书记陈正人主持下，一场专门针对总结改造起义部队经验教训的会议召开，会上展开了深刻的痛定思痛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魏瑛师长如此断言：“杨朝纶理应被淘汰。昔日在大石桥，潘军长曾派员携起义手令前来，他却宁愿沦为俘虏也不愿遵令起义。此等人物，即便赋予他显赫官职，亦难唤起他真心投入工作的决心。……我曾建议，应先行收缴部队武器，待整训完毕后再行归还。然而，出于对起义部队的信任以及对对外政治形象的考量，民主联军首长并未采纳我的提议。然而，我们自身绝不能掉以轻心！”

军参谋长马逸飞指出：“首要的教训，莫过于深刻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至关重要。军队的名称犹如一面鲜明的旗帜，而‘民主同盟军’这一称谓过于模糊，导致部分官兵在革命事业中摇摆不定，此乃一大原因。此外，少数心怀叵测的军官正是利用这一模糊性煽动叛变。既然投身革命，便应摒弃个人名利地位的考量，我们应组建大队，投身战场，接受锻炼。”

马逸飞于1926年就读于昆明高等师范学校期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顺利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他被派往云南蒙自地区投身农民运动。然而，三年后，随着中共云南省委遭到龙云的彻底破坏，马逸飞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被迫流落至川军之中。1938年，在武汉，马逸飞经黄洛峰引荐，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罗炳辉将军汇报了自己脱党后的境遇，并诚恳地请求重返队伍。罗炳辉将军给予了他明确的指示，马逸飞随即加入第一八四师工作，并接受了地下党的审查。然而，张冲被撤职后，地下党不得不暂停活动，对马逸飞的审查也因此而暂时搁置。

在起义成功之后，马逸飞屡次恳请恢复其党籍。安东省委的书记江华亲自主持了对他的审查工作。1946年10月之初，东北局正式批准，鉴于种种原因，马逸飞得以在脱离党组织15年之后重新加入党的行列。

“潘军长、郑副军长在用人方面失当，均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责任！魏师长亦是如此，过于疏忽大意！”

承担起主动责任之后，潘朔端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固然需要清理坏人，但改造起义部队的关键所在，实为思想上的革新。”

在众多起义将领之中，潘朔端的觉悟之高，乃众口皆碑。民主同盟军第一军秘书长刘惠之曾如此评价他：“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前国民党将军。”李毅亦认同，潘朔端“与一般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有着本质的区别”。潘朔端热衷于学习，对知识的渴求如同饥饿之人对食物的渴望。他亦乐于与政治工作干部交流，谈及国民党的腐败以及国家的未来命运，总能滔滔不绝，言辞投机，极具共鸣。

徐文烈主任对潘朔端的了解颇深。潘朔端刚到任不久，徐文烈便向马逸飞询问：“我想找个时间与潘朔端进行一次私下谈话，不过得避开郑祖志。你认为何时最为适宜？”

马逸飞表示：“潘朔端每日醒来均先于郑祖志，你大可于晨间寻访他。”

自那之后，潘朔端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在马逸飞同志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部队撤离安东之际，经徐文烈、李毅二位同志的推荐，并得到总政治部的批准，辽东军区副政委莫文骅同志亲自宣布，潘朔端同志在东北内战中国共产党面临极大困境的时期，终于实现了加入党组织的夙愿。在入党仪式上，潘朔端同志虽言辞不多，但其话语掷地有声：“军队与我个人均属于党，一切均将听从党的安排！”

潘朔端指出：“政治整训的重中之重在于思想革新，务必配备充足的政治工作干部。目前，我军政工干部仅有三十余人，且仅分布至营级以上单位，数量显然不足。昔日旧军队往往以个人意志为主导，盲目服从长官意志。杨朝纶策动的叛变，正是利用了这种陈旧的军制和习惯。因此，我们应当借鉴老部队的经验，确保军队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徐主任曾向我阐述过‘党指挥枪’的原则，但当时并未深刻领会。此次教训让我恍然大悟。此外，我个人的体会是，读书与否确实大有区别。军官们普遍具备文化素养，我们最好能组织他们系统学习革命理论，转变他们的世界观，然后再让他们回归军旅，肩负起带兵的重任。”

面对起义将领肺腑之言的倾述，徐文烈与李毅均深受触动。事实昭示，参与改造起义部队的政工干部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若将起义部队与原部队混合编组，即便再来十个杨朝纶这样的角色，也不敢轻易叛变，如此一来，怎会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李毅认为，对安东整训的评估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他指出，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重心应侧重于扩大政治影响力，而改造起义部队也应顺应这一整体战略。

军部保卫科科长华文亦表示，面对我们最为艰苦的时刻，杨朝纶的叛变之举实则司空见惯。要求国民党军官摒弃奢华的生活，转而投身于八路军那简朴的修行之中，若非叛变，反而显得异常。在旧时的军队中，军官们追逐升迁，而士兵们则渴望返乡。加之国民党背后有美国的支持，无论宣传如何深入人心，让他们相信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实属不易。而要争取士兵的心，更是谈何容易。

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在总结石人车站叛变事件的教训时，提炼出以下两点核心要领：首先，组织层面对于军官，特别是团营两级军官的争取力度不足，对占据关键职位上的反动分子的清除亦显不足；其次，政治上，该部队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旧军制遗留下来的军官压制士兵、士兵盲目追随军官的反动思想积习尚未被根本消除。

在解放战争阶段，诸多国民党部队在起义之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节现象，尤其在战争初期阶段尤为明显。相较之下，潘朔端部队能够实现如此程度的整体改造，实属不易，尤其是在郝鹏举部、高树勋部同期起义的情况下。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激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探寻改造起义部队的最高效途径。

若将革新起义军视为一场承载深厚历史意义的政治之战，那么，战役的关键突破口便需精准锁定于敌方最为致命且最为脆弱的环节。

这儿在哪？

“心路历程”故事系列，系根据高戈里的著作《心路沧桑》进行整理（部分内容有所删减）。

人物简介

潘朔端（1901-1978），字孝源，云南威信籍。曾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国民党第六十军团长，参与台儿庄战役并身负重伤，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赫赫战功。1945年，他被任命为184师师长，前往越南接受日本投降。1946年，他被调至辽宁海城，5月率领部队起义，6月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并在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战场上首位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后，朱德总司令亲自发电报祝贺，称赞潘朔端的行动是见义勇为，振臂高呼，高举和平的旗帜，彰显滇军的荣耀。此后，潘朔端先后担任嫩江军区副司令员、四野十二兵团副参谋长，并参与了策动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的工作。

1949年，随同南下大军一同征战，1950年2月，我进驻云南昆明，担任了新中国首任昆明市市长的重任。在此期间，我还担任了昆明市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以及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此外，我还曾连任云南省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并在政协云南第四届委员会中担任委员、常委。在全国层面，我亦曾作为第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第五届全国政协的委员。

朱德致潘朔端信

潘朔端任命为嫩江军区副司令。

潘朔端任昆明市长

到任布告

周总理会见潘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