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瞧以色列的女性，就知道阿拉伯国家为何不行了

前言

特拉维夫的清晨，女程序员背着电脑包挤上公交车，目标是科技园区。同一时刻，利雅得街头的"女士勿进"标识牌在阳光下格外刺眼。

一个在创新赛道上全力冲刺，一个却还在为基本的行动自由而艰难协商。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相邻的土地上生长出如此迥异的女性命运？这种差异对国家发展意味着什么？

作者-水

教育这道门，为何对一半人口半开半闭？

数字会说话，而且说得很残酷。

以色列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58%，这个数字在全球都算得上亮眼。

同期阿拉伯国家的平均水平却只有不足40%，某些地区甚至连30%都达不到，这种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更让人意外的是，在以色列的大学里，女性占比56%。

她们不只是文科专业的常客。

在传统认为是"男性专属"的STEM领域，以色列女性的占比也超过了30%。

特拉维夫大学的计算机系，女学生背着笔记本电脑在实验室里调试代码的身影随处可见，这在阿拉伯国家几乎是不敢想象的画面。

反观阿拉伯世界，教育的大门对女性来说总是半开半闭。

也门女性识字率只有55%，农村地区更是惨不忍睹。

沙特直到近几年才开始放松对女性教育的限制，此前女孩能不能上学，得看男监护人点不点头。

这种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给女性的人生轨迹画了一道看不见的天花板。

教育机会的差异，决定了后续一切的可能性。

当以色列女孩从小就能接触编程、数学、科学实验时，阿拉伯女孩可能还在为争取最基本的读书权利而努力。

这种起跑线的差距，后面的路能一样吗？答案显而易见。

制度的力量在这里显露无遗。

以色列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GDP的6%左右，而且这个投入是无性别差异的。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男孩女孩就一起学编程，一起参加科学实验，一起讨论数学难题。

大学里的STEM奖学金专门向女学生倾斜，甚至把女博士的留存率直接跟导师的绩效考核挂钩。

这不是表面文章，而是制度性的保障。

当一个国家从制度设计上就确保女性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时，人才的涌现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女性被锁在家里时，经济引擎如何全速运转？

教育的差距，直接传导到了职场。

以色列女性劳动参与率72%，这个数字几乎追平了男性。

更神奇的是，已婚女性的收入竟然比单身女性高出20%。

这不是因为结婚让女性变得更能干，而是因为政府用育儿补贴和弹性工时把"当妈妈"这件事变成了职业加分项。

2024年的数据显示，以色列新注册的科技公司里，40%由女性主导。

这些女企业家不是在卖手工艺品或者开网店，而是在搞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生物技术这些硬核领域。

政府的创业基金直接拨款，没人问你是不是"女老板"，只看你能不能"上场做事"。

阿拉伯国家的数字让人看了直摇头。

整体女性劳动参与率只有20%，中东和北非地区甚至低到18%。

沙特这几年改革力度不小，2022年女性就业率涨到了35%，但跟以色列比还是差了一大截。

而且这些就业大多集中在低薪行业，比如农业、纺织、服务业。

高层管理职位基本是男性的天下，女性想进入决策层，难度堪比登天。

融资市场更是不客气，女性创业被拒率超过60%。

创业对她们来说，就像在沙漠里种花，水少、土硬、风大，活下来都是奇迹。

制度设计的威力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色列有《平等就业机会法》，专门保障女性不被歧视，产假14周带薪，职场妈妈的压力相对较小。

更重要的是，社会观念的转变让女性工作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没人觉得女性应该只在家里相夫教子，大家都认为双引擎模式才是正常的家庭状态。

阿拉伯国家很多地方还停留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里。

女性想出去工作，得先突破家庭和社会的重重阻碍，这种制度性的限制让一半人口的潜能被白白浪费。

当一个国家让半数人口的引擎熄火时，经济这辆车怎么可能跑得快？

为何看不到她们的身影？

政治参与度，是检验一个国家女性地位的终极指标。

以色列议会120个席位，女性占了30%左右，这个比例已经接近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早在1969年，果尔达·梅厄就当上了总理。

成为全球第三位女国家领导人，比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还要早十年。

现在以色列的内阁里，女部长也是常见的身影，交通部长、教育部长、卫生部长，关键职位上都能看到女性的名字。

这不是为了政治正确而刻意安排，而是因为有足够多有能力的女性可以胜任这些职位。

《基本法》明确规定男女平等，女性参政有制度撑腰，不用担心被边缘化。

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就让人唏嘘了。

2021年统计，阿拉伯国家议会女性占比平均才19%。

沙特的协商会议女性占20%，算是高的了，但那也是国王钦点的，不是民选产生。

卡塔尔、阿曼这些地方，女性议员比例不到10%。

国家领导人层面，至今没出过一个女性。

也门的女性连投票都受限，更别提参选了。

在这些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女性就像隐形人一样，存在感几乎为零。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话语权的缺失。

当女性无法参与立法、无法影响政策制定时，涉及女性权益的法律就很难得到有效推进。

以色列1998年通过的《防止性骚扰法》，把起诉时效从3年延长到7年，还建立了匿名申诉机制。

2020年的《生育保护法》明确规定14周带薪产假，产后一年内不得裁员。

这些法律的推进，离不开女性议员的持续发声和推动。

阿拉伯国家的很多地方，宗教法庭还掌握着婚姻法的解释权。

女性离婚不仅要失去丈夫，连孩子的监护权也会一并失去。

这种制度化的不公，在缺乏女性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政治参与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制度现代化的程度。

当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能够让所有人口都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时，这个国家的决策质量和执行效率都会大幅提升。

反过来，如果一半人口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那这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必然会打折扣。

这不是理论推演，而是现实写照。

结语

制度公平不是口号，而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密码。一个国家能走多远，取决于它能让多少人才真正发光发热。

当人工智能重新定义工作，当创新成为唯一出路，性别平等已从道德选择升级为生存战略。

谁先想明白这一点，谁就掌握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