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花30元去“假装上班”的人

一纸工牌、一个工位、一场角色扮演，背后是千万中国年轻人无处安放的焦虑。

清晨八点，24岁的博南穿上熨烫整齐的衬衫，准时踏入杭州某写字楼。在前台完成“打卡”后，他来到自己的工位，打开笔记本电脑——这一切看似平常的上班族日常，却隐藏着一个心酸的真相：他每天支付30元人民币，只为“假装”自己有一份工作。

“面试官”陈英健递给他工牌时，模仿着《中国好声音》导师的转身动作说：“欢迎加入假装上班公司！在这里祝贺你未来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博南感觉自己“像误入一个片场，所有人都在无比认真地演绎着一件本并不严肃的事情”。

01荒诞现象，真实困境

在北上广深等中国大都市，一种新型“职业体验”正悄然兴起。青年失业率高达14%-21.3%的背景下，“假装上班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无业青年提供收费工位服务。

这些场所收费低廉：单日30元，包月300-600元，应届生还能享受150元包月的特惠价。只需支付这笔费用，年轻人就能获得一个配有Wi-Fi、电脑、会议室的工位，甚至能参与“模拟会议”和“假装加班”的职场戏码。

在杭州的“假装上班无限公司”，创始人陈英健制定了比真实公司更严格的规章制度：不能迟到、不能在工位打呼噜、不能抽烟喝酒说脏话、禁止办公室恋情。申请者需填写申请表，经过“假装面试”筛选才能获得入场资格。

“我卖的不是工位，而是不当废人的尊严。”一位使用化名“飞宇”的从业者道破了这个行业的本质。当被问及服务对象时，他坦言：“40%是应届毕业生，60%是自由职业者。”

02角色扮演，多重面孔

走进这些特殊“办公室”，你会发现租用工位的人群呈现多元化面貌。

第一类是失业过渡者。30岁的阿水曾是食品店老板，生意失败后整天瘫在家里“怀疑人生”。发现“假装上班”服务后，他每天支付30元开启“奋斗表演”：8点“打卡”，11点“下班”，还给父母发办公室照片。“他们感觉安心多了。”他苦笑道。

第二类是自由职业者。31岁的老艾拥有工业设计硕士学历，做过产品经理、房产中介，如今是脱口秀演员兼饰品网店店主。她的工位装饰得充满生活气息：奶油色键盘、复古小风扇、各种书籍。对她而言，这里不是临时栖所，而是属于自己的‘场域’。

第三类是创业探索者。点姐曾在五年内苦战中国美术学院考研未果，现在转型线上教中老年人画画。她选择“假装上班”工位作为学习场所，翻阅《爆款内容方法论》，希望理解自媒体运营逻辑。

第四类是家庭压力应对者。小玲辞去上海互联网公司工作转做自媒体后，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拍视频：“我找到工作了！”母亲立即叮嘱：“买套正式点的衣服。”

03灰色地带，产业异化

当假装上班成为刚需，产业链的阴暗面悄然滋生。一些服务机构推出代写周报、定制工牌、冒充同事通话等“增值服务”。更有甚者，开始提供代缴社保、伪造工资流水等违法项目。

“虚构劳动关系涉嫌诈骗，代缴社保更是违法。”一位律师的警告淹没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当某平台出现“集体会议旁听”、“PS打卡定位”等付费服务时，“假装上班”已从行为艺术滑向系统性造假。

在沈阳某写字楼内，1500平方米的“豪华职场”配备标准工位、会议室甚至模拟老板巡视环节。部分机构通过盘活律所、直播公司闲置资源转型，形成完整产业链。以100个工位计算，月收入可达15万元，扣除租金后利润率超过40%。

这种商业模式的法律风险日益凸显。已有机构因无法提供真实劳务合同被质疑“打擦边球”，更严峻的是，部分提供虚假社保代缴服务的公司已面临行政处罚。

04社会镜像，两种声音

面对这一现象，社会评价呈现两极分化。

支持者视其为灵活就业的创新形式。“比躺平更有尊严，为再就业保留缓冲期。”北京一位农场主将免费工位与农业体验结合，称此举“帮助都市人重建生活节奏”。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友浪指出：“一些中小企业将闲置办公资源灵活出租，本质上属于办公共享经济的衍生模式，具有合理性。”

反对者则批评其为“贩卖焦虑”的畸形产物。某媒体评论尖锐指出：“消耗失业者积蓄却无实质帮助，可能加剧‘职场逃避症’。”

更深层的批评指向社会价值体系的扭曲。当“显得有生产力”比“实际有生产力”更重要时，这些办公室成为维系面子的救命稻草。社会人类学研究者点破本质：“这是年轻人为自己搭建的一个壳——与主流社会保持一点距离，让他们能不带羞耻感地拥有一点生存空间。”

05从假装到真实的可能性

在争议声中，部分机构开始探索转型之路。一些“假装上班公司”嵌入职业培训课程，衔接真实就业机会；有的则发展为创业者社群，打造资源共享平台。

陈英健的“假装上班无限公司”中，60%以上的“员工”实际上在进行真实工作。他提倡一种“假装精神”：“人如果愿意去假装做一件事情，那起码是有上进心的。假装久了，就变成真上班真工作了。”

这种预言在某些案例中已成现实。一位来自贵阳的小伙子原本只是租用工位，却在与其他“同事”交流中，意外加入了老板的另一家公司，实现了职业生涯的真实转折。

老艾则用“模拟人生”的方法自我管理：将学习、创作、运营拆解为清晰条目，每日“刷任务”打卡。她几乎全勤，“基本上就是996，希望未来公司周日别休息，那我周日也会来。”

写字楼外，老艾抱着刚到的快递盒走向精心布置的工位，那里有她未拆封的超级密码机和《喜剧的艺术》。不远处，点姐正与几位“同事”讨论自媒体算法逻辑，手中的《爆款内容方法论》已翻至泛黄。博南则在新认识的电商从业者身旁坐下，开始探讨品牌创建的可能。

这些支付30元购买“尊严体验券”的年轻人，在真假界限模糊的空间里，维持着生活的秩序感。当社会时钟无法校准个体生命节奏，这种看似荒诞的自救方式，或许是他们在不确定时代抓住的最真实锚点。正如一位社会观察者所言：“在假装上班公司那低沉的嗡鸣声中，一代人正在默默地为真实人生排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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