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向毛主席请教：若元帅们失势，您将如何应对？

张治中，被人们誉为“和平将军”，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唯一一个没有与共产党交战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敢于多次直接向毛泽东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的人。他的经历中包含了那些不为众人所知的国共两党之间的往事。

父亲的一生与国民党以及蒋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两人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父亲长期处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一直深受其影响。

尽管父亲跟随蒋介石长达二十年，但他从未参与过任何反共战争。相反，他以一种特别的身份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曾说他是“三访延安的挚友”，“是真心渴望和平的人”。

1949年4月，国共谈判破裂后，张治中作为南京政府的代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返回南方还是留在北平。建国初期，他曾有过短暂的喜悦，但随后频繁的政治运动让他陷入痛苦之中。

在北京继续生活

父亲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这是他少有的休息时间。他自己说已经有30年没有这么放松过了。在这三个月里，他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听了北京的大鼓，还看了四大名旦的京剧。

爸爸心里一直有个大石头压着，他的心结是：

我（张治中）和蒋介石的关系是这样的：他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是他的手下，而且在一般人看来，我还是他的亲信和重要干部。

他反对共产党，主张战争，而我一直支持与共产党合作，主张和平。4月1日以后，他突然转变立场，投向共产党，并且再也不回来了。这不就是背叛领袖吗？

4月到6月，这三个月是他最郁闷的时候。“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但现在站到共产党这边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好久，还没想出答案。”

我是来谈和的，还是代表团的领头人。既然谈和没成功，为啥不回去呢？留在北平干什么？这算什么意思呢？

而父亲担心自己如果回南京，命运会怎样，曾经有自己的看法。一些朋友劝说张治中，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分子可能会加害他们，张治中说：“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顾虑……”

直到某件事发生了。

国民党方面对南京政府代表团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非常生气。1949年6月15日，广州中央社发了一条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后来又发了两条电讯，并对父亲进行攻击，说父亲在北平推动和平，受了中共的指使，离开北平后下落不明。

父亲不得不在6月26日发表一篇声明，解释自己的政治立场。声明说——

我在京城已经待了八十天，从我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感觉到处都展现出一种新的变化和新的方向，预示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这都是因为共产党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掌握了为人民服务和建设国家的关键，并且拥有严格的自我批评制度，学习态度积极，做事踏实、刻苦、稳健。

父亲终于想明白了，他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思想挣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国民党应有的理念和它应有的本质，跟被反动派长期控制后的现实情况分开来看，这样一想，心里就通透了。”

爸爸一直在想，国民党本来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呢？可实际上，它后来变成了什么样子呢？他曾经希望的那个国民党的初心和精神去哪儿了呢？

他希望恢复革命精神，推行民主政策，以纠正国民党犯下的错误，但最终未能扭转局势。

新年第一天

后来，毛主席多次和我父亲聊起，鼓励他去政协和政府工作。

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还在筹备阶段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在朱德及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面前，指着父亲说道：

他是来延安的好友，我提议让他在政府里工作，大家觉得如何？

还没等别人说话，父亲自己先摇了摇头。

“我们这段时间负责的政权现在已经失败了，成了过去的事，我也该结束了。”

毛主席微笑着说：

“从前的阶段，就像从你发表声明那天就到了‘大年三十’，接下来得重新从‘正月初一’开始算起。”

周伯伯对我父亲说：“你还是个封建思想家！”“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抱有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考虑？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想想？”

我父亲在讲述思想转变时，常常念念不忘这两句话。

1949年9月，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协会议，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国家建设的大计。我父亲在世时常常提到，他参加新中国工作的后半生，特别是建国初期这一段，是他感到最惬意的时光。

父亲后来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职务，后来还参与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国防委员会的工作。

每次开会时，父亲总是喜欢多说话，少闲聊，真是“有话就说，有事就说”。

1949年6月，毛主席邀请各界人士来座谈，商量国家大事。父亲也被邀请参加。毛主席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准备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家的名称。

大家多数人都点头同意，可只有父亲摇了摇头，说：

“‘共和’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再重复呢？干脆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了。”

毛主席采纳了父亲的建议，于是我们的国家被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特意接见了我父亲，告诉他，解放军已经计划从兰州和青海两个方向向新疆进发。毛主席希望我父亲能给新疆的军政领导发个电报，动员他们起义。毛主席还说，根据从新疆得到的消息，只要我父亲发这个电报，他们肯定愿意响应。

爸爸告诉我：

“我早就想联系他了，但新疆和我早就失去了联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毛主席告诉他：

我们在伊宁设立了电台，你可以通过邓力群把电报转到迪化。

父亲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马上给伊宁的中共负责人邓力群同志发了一份电报，请求他转达给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让他们正式宣布与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转而支持人民民主政府。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败退到了广州。

我父亲曾在新疆工作了好几年，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经过深思熟虑，他写了一份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见书，希望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贡献。

9月10日，父亲给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打了电话。第二天，他又单独给陶峙岳发了一封关于起义具体问题的电报。

9月21日，毛主席再次给爸爸写信，讨论新疆和平解放的事情。爸爸收到信的第二天，就给陶和包发了电报，让他们尽快联系彭德怀，准备宣布起义。同时，爸爸还让陶峙岳以他的名义给河西的周嘉彬和黄祖勋两位将军发电，命令他们听从陶峙岳的指挥，和前线的将领们接触，表明他们的诚意，不要再迟疑了。

9月25日，陶峙岳发动起义，26日，包尔汉也宣布起义，新疆顺利解放。

1955年国庆节那天，举行了授勋典礼。父亲和陶峙岳将军都光荣地接受了国家的一级解放勋章。

1962年春节前，周恩来邀请了傅作义、张治中和屈武讨论有关台湾的问题。这是他们会面后的合影。从左到右分别是：张治中、周恩来、傅作义、屈武。

精神上获得自由

1949年我们搬到了北平，家里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父亲曾让纯和张立钧去傅作义家借钱。

到那了，傅先生问借多少钱，他们说借250元。傅先生随即让人拿出500银元。

这件事不久就传到了周恩来的耳中。一个星期之后，他让人送来了一个信件。信的开头就表达了歉意，接着说：“没想到你们的经济状况如此紧张，现在拨款6000元给你们使用。”

后来，毛主席从马鞍山坐火车去南京视察，刚下火车就笑着问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

“那文白先生借给你的3000块钱，到底还了没？”

江渭清笑着说道：

还没呢。

毛泽东曾经说过：

“记得一定要还哦！”

过去，江渭清在湖南打游击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艰难，连经费都成问题，为了维持队伍，他还曾向父亲借过钱。

1951年，国家启动了治理淮河的工程，我父亲被任命为中央治淮视察团的团长，前往工地进行检查和慰问。

出发前，父亲突然病倒了。

毛泽东知道父亲病了，就在5月5日派江青带着亲笔信到家里来慰问，对父亲的病情表达了极大的关心。

1952年的夏天，父亲从西安来到北京，毛主席特地到家里拜访，和他聊了整整两个小时。父亲回忆说：

咱们国家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仅仅依赖和苏联进行贸易往来，并不是长远之策。我们应该广泛开展与各国的贸易合作。

毛主席站起身来，说道：

他强我更强，我们俩的争论可能永远不会结束。

1958年5月，当反对右派分子的运动即将结束时，爸爸写了一篇《自我检查书》，回顾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在革命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然后送给了毛泽东审阅。他还附上了1949年冬天写的《六十岁总结》。

22日，毛泽东回信说：

李先生：

五月初三的信我早就收到了。一直没拆，直到今天才打开，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很开心。

这一年多的时光，确实让你受了不少苦，一个老人家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能体会你的心情。找个空闲时间咱们好好聊聊。不过这几天恐怕不行。

祝你一切安好！向你的夫人和孩子们问好！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湖南湘潭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领袖，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五月二十二日早晨七点

后来，父亲问毛主席：

你说我们的世界观有所不同，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领袖曾经提到：

你在《六十岁回顾》中提到，你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不是很清晰，但为什么在今年写的《自我反省书》里没有提及这一点呢？难道你对阶级斗争还没弄明白吗？

1958年9月10日到29日，父亲陪着毛主席去了湖北、安徽、南京、上海、杭州这些地方。在旅途中，他写下了4万多字的日记。这一年，父亲和毛主席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应该是最深厚的时候。

这次参观是毛主席邀请他父亲参加的，他非常重视这次机会，每天都认真记录参观的内容和与毛主席的交谈。

父亲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叫《人民热爱毛主席——随毛主席视察散记》，登在《人民日报》上。文章里详细讲述了全国各地人民对毛主席的真心热爱，还有毛主席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的故事。

爸爸以前讲过，毛主席在那次考察时提到过他的世界观。毛主席笑着指着爸爸对罗瑞卿部长他们说：

之前我说过，他的思想观念似乎还没完全理顺，可他说已经解决了。他说从1949年开始，他就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满足，可我不太相信，因为我从来没感到过这种高兴和满足。

我在1955年走访了几处地方，发现农业合作化的进展已经超过了半数的家庭，这让我感到有些欣慰；但到了1956年，风气转变，说之前的步伐太快了，需要退一步，这让我感到不太高兴。直到今年（1958），看到全国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我才真正感到由衷的高兴。

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

在“反右”斗争中，父亲对运动有不同看法，曾经对党与非党的问题发表过很长的评论。

他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持否定态度，态度消极。

父亲的行为引起了一些人的不高兴，一夜之间，民革大院的墙上贴满了关于邵力子和父亲的大字报。

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此事后，保护了父亲，毛主席还批评了一些人说不要因为胜利而得意忘形。

1966年的初夏，我国爆发了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大规模运动，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学生们不再上学，而是乘坐火车在全国各地进行串联活动。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我家以前就在父母家旁边，中间只隔了一面墙。

每年夏天，我父母都会去北戴河避暑，而我因在学校教书有暑假，几乎每年都随去两周或三周。但那年还没出发，红卫兵就来我家抄家了。

一天晚上，有几十个人，主要是以十一学校的学生为主，按响了我家的门铃，说是要来清除所谓的“四旧”。

我家是栋老房子，大儿子正好在家，马上开了门，大家一拥而入，在楼上楼下跑来跑去。

说实话，那时候我家条件很一般，就几张沙发和桌椅，衣柜里也没啥，就是一些衣服和首饰。他们把东西翻了个遍，又乱七八糟地搬到一楼堆着。我就让他们贴上封条，里面有个英文打字机和一台飞利浦收音机。

几天后，另一群红卫兵再次到来，坚持要搬走之前被封存的物品。一位老工人帮他们推车，心里非常不满，不停地摇头。

我真得很认真地恳求他们不要拿走我教学用具——打字机和每天都要听新闻的收音机。他们凶巴巴地对我说：“谁还要你教书呀！”当晚，我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父母亲，父亲决定第二天返回北京。

第二天，爸爸一回到家还没进门，红卫兵就已经进了大院。

红卫兵指着爸爸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爸爸非常生气：

“你想知道我是谁？可以去问毛主席。”

红卫兵打碎了一个花瓶，拿走了父亲的剑，并质问为什么没有挂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离开时，他们还将一把小切瓜刀当作武器带走了，然后得意洋洋地离开了。

红卫兵离开后，父亲对我们家人和机要秘书余湛邦讲：

“以后的几年里，这将成为一个大笑话。”

为了避免麻烦，父亲让人买回了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

有一天，余秘书不小心在父亲的椅子对面挂了一幅语录，上面写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画画绣花，不能那么讲究、那么悠闲、那么斯文，也不能那么温和谦让。革命是暴力行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激烈举动。”

父亲听了这话，非常不高兴，他问余秘书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

余秘书说这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内容。

父亲问他：

你觉得呢？

余秘书给出了考察报告的时间、地点以及参与人员的信息。

父亲听了，只是静静地坐着，没有说一句话。

过了一个日子，父亲家里的守卫都戴上了红卫兵的臂章。父亲得到了周伯伯的照顾，变得安全了。

那次，红卫兵们知道我丈夫周嘉彬有一辆摩托车，他经常用它去上班。

原来，嘉彬早就把摩托车送给了他的单位——水利部。可是，红卫兵这次却到我家来了。

那么大的一辆车，哪里能藏呢？我家地下室和上层之间有一块空地，红卫兵拿着皮鞭罚我爬进去，哪有地方？这不是没常识吗？我们都是高中生了！

我当时只好听从，不然就要挨一鞭子的。

过了几天，麻烦又找上门了。一群红卫兵要住在我们楼下了，我们只好答应了。

今后的日子会更加艰难，外面的噪音很大，敲门的声音他们也听不到，我们得下楼去开门。烟味越来越浓，让我感到很难受……

老友夫妇看到这种情况很担心。他们有一处房子，于是邀请我们一家搬过去。我们住在那里很安稳，过了几天。

红卫兵多次来家里搜查，我在他们离开后，含泪一张张地捡起了《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中近400幅珍贵的历史照片。

有一天，我和嘉彬外出回家时，邻居对我说：“你家来客人了。”我一看，单元门口停着一辆大吉普车。

到了三楼，门是关着的。敲了几下，保姆才来开门。原来，水利部的人来检查文件了。

几天后，水利部派人把嘉彬接到了单位，说是需要隔离审查。

这段时间，他经常写信让我给他送些零花钱、换洗的衣服、肥皂和牙膏。

在那个时期，我的弟弟一纯也在水利部门上班。有一次大雪天，单位门前有很多人在卸煤，其中就有他姐夫的身影。后来我才知道，嘉彬只穿着一件薄棉背心，赤着上身，从车上卸煤，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

1969年，我父亲病得很严重，母亲就和国务院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沟通。

我的大儿子在台湾，我把他的岳父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请问能不能让周嘉彬回家探望一下他的岳父？如果有需要，再让他回去可以吗？

嘉彬终于回来了。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周伯伯站出来保护了父亲。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就派解放军来接管了，这样红卫兵就进不来了。

周伯伯曾经多次在红卫兵的集会上，夸赞他父亲的功劳。他说：“张治中同志是我们党的老朋友，他去过延安好几次。在重庆谈判的时候，他亲自接送毛主席，还为毛主席的安全做了不少贡献。”

1966年，周总理把爸爸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并给他改名叫林友文，不让家里人去看望，也不让打电话联系。这样也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层将领。

在那场大动乱开始后，许多老同志被边缘化了，我父亲对此感到困惑。后来，陈毅同志亲自过来安慰他，说这只是群众运动，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很快，这些老同志一个接一个地遭到了打击。

1966年国庆节那天，父亲在天安门城楼遇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问他：“红卫兵有没有到你家去拜访过？”

爸爸回了一句：“去了。”

毛泽东感到非常意外：

“你既不是领导，也不是党内高层，他们来你家做什么呢？”

父亲听了这话后心情不错，他并不想与所有人对立，主要是反对党内那些倾向于资本主义的领导。回家后，他还兴致勃勃地和我们分享毛主席的讲话。

我堂妹张素德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起父亲在“文革”期间与她的一次对话。

父亲见到从南京来北京探望的素德非常高兴，便问起外面的情形。素德如实回答了他。父亲听了一会儿，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眉头紧锁。他对所谓的破“四旧”实际上却是打砸抢的行为感到惊讶和不解，摇了摇头说：“将来这会成为大家笑谈的。”

爸爸再次询问素德外面贴了些什么大字报，得知除了“打倒刘少奇”之外，还有“打倒朱德”“打倒陈毅”的内容时，他感慨道：“这都牵扯到国家的开国元勋了！”

他还问素德：“孩子说，不积极参加就成不了革命派，这是真的？”

素德说：“是的，但我们反对打砸抢，任何时候都要讲政策，凭良心做人！”

爸爸笑了笑，点头说：“那就不干了，说实话挺好的。”

事情变得越来越难，爸爸认识的很多建国功臣被批斗、关押，被迫公开示众，甚至有人被逼到了绝境。一些民主党派的人士也遭到了冲击，爸爸感到非常沉重。从那以后，爸爸变得很沉默，很少说话，每天只是默默地看报纸。这种压抑的情绪渐渐影响了他的健康。

爸爸并不是突然离开的。主要是因为他一直对那段历史感到困惑和不解。他的心情长期不太好。虽然他没有严重的疾病，但长期的不开心让他身体一直不太舒服。他的身体以前一直很好，没有具体的病症，只是后来一直躺在床上起不来。妈妈日夜照顾了好几年，到最后爸爸整个人都变得很虚弱。

1969年4月6日，父亲离开了我们。他年纪并不大，只有79岁。

在爸爸生病的时候，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东北最好的补品。平时，毛主席经常邀请爸爸到他家吃家常饭，有时候还会邀请我们全家一起去。

父亲过世后，当时统战部的领导建议不举行告别仪式。但周恩来总理坚持要举办一个仪式，并说：“我自己会参加，同时也会通知张治中先生以及其他党内党外的老朋友。”

在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张治中举行了告别仪式。

父亲去世时，我和弟弟文革在父亲身边。在生命的最后3年，父亲每天晚上都问下班回来的文革，问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

爸爸对“文化大革命”感到非常困惑，心里很是不满。他曾对一纯说，“文化大革命”比军阀混战还要混乱。那时候，谁也管不住谁，政府的话也不顶用了。

听闻彭德怀遭遇不幸，父亲给毛泽东写了信；同样，当得知刘少奇的困境，父亲也向毛泽东表达了关切。

彭德怀被打倒后，他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我印象特别深。这封信足足有1万多字，专门讲了彭德怀的生活情况。信中提到，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单，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甚至洗脸水都不浪费，留着继续洗脚。他一直非常艰苦朴素，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的意见。

我爸爸和彭德怀将军关系不错。在解放前后，他一直在西北地区工作。因此，他对彭德怀非常熟悉。1950年1月，当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彭德怀担任主席，而我爸爸则担任副主席。

后来在一个小会上，毛主席提到了要批评彭德怀，我父亲就站出来发言了。据我父亲的朋友的秘书说，父亲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

这封长信送到了周伯伯那里，周伯伯便让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高登榜局长从北京来到广东找我父亲。当时父亲正在广州过冬。

高登榜见到我父亲时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他：“你写给信主席的信已经收到了，请放心。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其他的我来处理。”

这件事是周伯伯处理的，实际上是他保护了我爸爸。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爸爸，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把信送给毛主席。

“十大元帅要是都走了，主席身边怎么办？”父亲曾经在见毛泽东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那些元帅被整倒之后，他在会上说过这句话，我和一纯也亲耳听到他说过。他还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去见毛主席！”

1967年的国庆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检阅了红卫兵。爸爸那时非常想见到毛泽东，虽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他还是让一纯推着他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毛泽东后，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啊，您走得真快，我有点跟不上了。我一直都觉得党的干部都是很好的，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多好干部变成了走资派呢？”

然后继续讲：

现在被撤职的官员已经超过5%了，我有不少老朋友也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那些元帅都倒下了，你又能怎么办呢？

毛主席刚说到这儿，突然站起身来。他刚才一直坐在那里，听到这，就站了起来。

毛泽东说：“文白兄，你放心好了，我们可以分辨清楚的。”

爸爸也起来了，因为毛主席起身了，一纯便扶着他站了起来。可站起来后，爸爸没说话，一纯说他看起来心情很不好，沉默着。他没有跟我分享他心里的烦恼，但看得出他心情沉重。

林彪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名字居然排在了周总理前面，这让父亲心里很不安。可周伯伯却很平静，一点也不着急。父亲既佩服周伯伯的低调和谦逊，又为他的处境感到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