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早年去日本学哲学,回国后1912年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担任了几个月秘书,之后便辞职去办报并发表政论。他创办的副刊在1918年前后问世,成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梁启超、章士钊等名人都曾为他供稿。后来,他在燕京大学讲授哲学课程。1941年,日军占领燕京大学,逮捕了他和其他十几位教授。日军让他劝降狱中的共产党员,他坚决拒绝,甚至在狱中四次试图自杀,但都未成功,最终日军给他缓刑并释放了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邀他参加伪国民大会,他拒绝了,还与相识二十年的张君劢断绝了往来。1947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成为中央常务委员。
1948年,中共中央为新政协做筹备,毛泽东主席特别邀请他前往西柏坡商议大事,这在民主人士中可是独一份的殊荣。到了1949年1月,北平被围之际,他成了和谈的见证者,多次穿梭于双方阵地之间,助力劝说傅作义缴械投降,最终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他后来自己也说,一辈子写了十几本书,但都比不上这次奔波来得有意义。毛泽东主席也曾评价,北平能够和平解放,张东荪功不可没。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还荣幸地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3月西柏坡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外交政策应全面倾向苏联,张东荪却当场提出异议。他认为中国既不应完全倒向苏联,也不该与美国亲近,而应采取中立立场以维持平衡。他未意识到在冷战背景下,这种中间路线根本行不通。虽然当时未引发争议,但他的立场始终未变。同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在576张选票中毛泽东获得575票赞成票——唯一反对票正是张东荪投出的。这桩小事当时并未引起重视,毛泽东也未对此进行追究。
1950年秋季,朝鲜爆发了战争,中国决定出兵援助朝鲜。张东荪得知有个叫王正伯的人能和美国搭上话,便主动找他,想在中美间做个中间调解人。他向王正伯透露了未公开的政府财政预算和志愿军出兵时间等机密,还传话给美国,若美国胜了,别让蒋介石返台。他自认为这样能有所助益,不料王正伯竟是美国派来的间谍。这些情报经王正伯之手,传到了美国大使馆。1950年10月,事情败露,公安逮捕了王正伯,他一审便供出了张东荪。案卷中证据确凿,依当时法律,足以定他叛国之罪。
知识界顿时沸腾起来,马寅初更是直言,要是自己就判他死刑。在北大,同事们集体开会,要把他从教师队伍里开除。民盟也把他开除了会籍。案子呈报上去后,1950年秋末,毛主席在中南海审阅了案卷,起初认为这个书生误国,不杀难以平民愤。但当他看到张东荪在狱中的自白,其中“士可杀不可辱”的言辞让他改变了想法,批示将其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给予安置。于是,张东荪既没被处决,也没被监禁。
1951年,张东荪不再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的职位,同时他也停止了在燕京大学的授课。1952年的2月至9月间,他先后进行了五次检讨。在前四次中,他并未承认自己泄露了机密,直到第五次才承认通过王正伯传递了情报。同年10月,他被民盟正式开除党籍。此后,他赋闲在家,但国家仍按时给他发放薪水。他平日里养花、创作旧体诗,就这样度过了余生。直到1973年6月2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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